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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域作家群研究的当代意义

2013年07月23日10:41 来源:光明日报

  最近集中读了《光明日报》发表的十多篇研究和评论地域作家群现象的文章。这些文章大都为当地评论家所写,对当地文学传承与发展近况知之甚详。更可喜的是,它们大都不是简单地分类排列,或仅从一些外部地域特征作出现成的、毫不费力的习惯性归类,而是顾及到地域文学个性与作家群现象的时代表征和历史变迁,有的文章能够从全球化文化背景出发,来认识所评论的作家群现象。这就不是对人所共知的“作家群”的复述,而是力求引发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新问题。

  是的,一般说来,一个原乡背景明显的作家的创作,一片地域性鲜明的文学个性,以及一方地域作家群现象的产生,都离不开这一片地域的地缘、气候、风物、风俗、语言,尤其是它整体上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。不要说一个大的地理文化板块,即便是一个省,一个城市,甚至一个县,都各有不同的文化传承和地域文化特色。它们对文学的影响力是潜在的,是一些相对稳定的东西。我们知道,法国思想家丹纳提出过“种族、环境、时代”三元素说,认为这是影响文学发展的根本。种族指不同的先天基因式遗传,是内在的根因;环境包括地缘和气候,则是影响文学外部的推力;而时代则是重大能量,时代的走向制约着一个作家创作倾向和才能发挥。丹纳声称自己是在用植物学的方法研究文学。他的方法曾经遭到过质疑,但现在看来,其实具有某种真理性。

  事实上,这种注重人文传统、人文地理特别是文学传统对作家创作的深刻影响的研究方法,在现当代文学中已是广泛使用。周作人很早就写过《地方与文艺》。诚然,作家是个体化和个性化的精神劳动者,但同一地域作家也有相互影响而出现作家群的现象。远的不说,十七年时期山药蛋派、白洋淀派,就是这个思路,新时期以来京味、沪味、津味、粤味、川味小说之谈也是这样。这个观察角度,至今没有过时。比如,说龙江文学要“发现和发掘黑土文化的独特之处,表现这方水土甘甜肥厚质朴粗犷的品格,把鲜明的地域特色与北方民族性格融合起来”(郭力),“甘肃作家群只有更多地、更好地吸纳丝绸之路的雄气和黄河的大气,在走出去的路上与时代交融,才能迎来腾飞之机”(徐兆寿),宁夏的作家“似乎不太被文学时尚之风所迷乱,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文学追求,也形成了宁静、安详的风格”(贺绍俊)等,都不无道理。当然,必须看到,文学几乎是无法规约的,同一片地域的作家其风格可以完全不同;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的作家间却有可能找到知音,只能概而言之。

  然而,问题的症结在于,我们的研究与评论决不能止步于此。我们必须以“变”为核心来考量当今文学的发展,包括作家群现象。在我看来,时间是纵向的空间,地域是横向的空间,两个空间交织为一个动态空间,急剧地变化着,从中文学也显示着它的前进。有些文章强调了变的因素。如刘川鄂就指出:“地域性只是文学风格、魅力之某些要素,但不是决定性要素,更不是必备要素。只以地方特色为评价尺度,会埋没很多优秀作品。”他进一步地说:“只用地域的视角而不是时代的、文化的、审美的视角观照和描绘地域文化,只写出地域特性而忽视文学的审美共性和人类的共通性是不够的。”这意见我同意,只是觉得没必要把地域视角与时代视角对立起来,它们是有可能融合的,而且这种浑融正是我们所要追求的。必须看到,全球化不仅只是经济的全球化,事实上文化的全球化也在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速度进行着。只是由于文化的超稳定性,不像经济那样趋同和激变。由于文化的开放性,文学的主题、题材、价值取向、审美取向,都在发生大规模变迁,地域性个性在淡化、消解,作家的跨地域、跨界,参与国际性活动的概率大大提高,原先的地域性有点被冲得面目全非。

 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我同意这样的观点,目前广东很难界定出一个以地域特征为标志的作家群(谭运长);而作为移民岛的海南,虽也有“开放气质与固执性格”之说,但随着大规模移民,表现突出的还是文化的多元性与混杂性(刘复生),没必要勉强“命名”。而且,在全球化背景下,旧的乡土经验已被新的乡土经验所替代,如何以人类的视野来书写乡土和地域,成为新问题,于是也就有了李洱这样质疑现代乡土叙事传统,掉转方向,使乡土由想象和言说对象变为想象和言说主体的写法(何弘)。

  从群体走向个体,从共性转而突显个性,由共性的地域性走向虽带有地域特点,却呈现出鲜明个人化面貌的新格局,也是深层的重大变化,在研究作家群现象时不可不加注意。比如,近年来,江西确乎涌现了一个活力迸发的新锐散文群体,但他们的价值理想从一开始就打上了个人烙印,他们已不像他们的前辈,不但在精神本质上拒绝被“命名”,而且也拒绝彼此之间的认同(胡颖峰)。对于津味作家群,同样应该看到,正如海河由九条支流汇聚而成,天津作家因个体或代际的差异而具有创作的多种选择,形成了一脉多支的群体文化面貌(闫立飞)。

  我们曾大力提倡表现民族特色,那多是为了走向世界,所谓“越是民族的,越是世界的”。现在倒过来,我们强调本土化和中国经验,隐隐中含有对过于膨胀的全球化的反抗和警惕,也是一种文化上的自我拯救。在“世界的”与“民族的”之间,我们还是更倾向于“民族的”。我们更担心的是被“同质化”淹没。若是只强调全球化的文化维度,有可能导致本土文化特征与文学精神的丧失;反过来说,如果过分强调地域文化、本土文化,排拒外来文化的影响,又将走向狭隘和滞后。当然,世界越来越一体化,人类精神生活趋同化是显见的事实,于是坚守文化的地域性,文学的本土化,致力中国经验的深刻表达,包括小到研究“作家群现象”,无疑具有深刻意义,这也是保持世界文学的多元性和丰富性的重要途径。

  (作者为中国小说学会会长)

(雷 达)
[责任编辑:张虹(实习)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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