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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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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风与国运

2013年07月23日09:31 来源:光明日报

  古人云:“文章,经国之大业,不朽之盛事。”文风,直接体现为政之气象,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的盛衰。

  历史上,与蒸蒸日上时期相对应的往往是质朴刚毅、健康清新的文风;与穷奢极欲、腐化衰落的时代相对应的往往是辞藻浮华、思想空乏的文风。汉初,政风质朴,文风亦然。贾谊的《过秦论》、《治安策》,晁错的《论贵粟疏》,分析形势,针砭时弊,借古喻今,写得深切晓明,极富说服力和感染力。鲁迅评价其“皆为西汉鸿文,沾溉后人,其泽甚远”。西汉后期,文风出现了忽视思想内容、片面追求形式倾向。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多统治者,如梁武帝和陈后主,喜好浮华的文风,讲究对仗工整、华丽奢靡、散发着假大空气息的骈体文得以风靡文坛。陈后主十分擅长创作辞藻艳丽、内容空洞的宫廷诗,被称为亡国之音的《玉树后庭花》便出自其手。

  历史上不少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,都对文风与国家兴衰之关系有深刻的认识。唐代名臣魏征认为“文之为用,其大矣哉!上所以敷德教于下,下所以达情志于上。大则经纬天地,作训垂范;次则风谣歌颂,匡主和民”。他写出了许多朴实直言、不加雕饰的奏疏,如《谏太宗十思疏》等,流传百世。明初,朱元璋针对“晋、宋以降,文体日衰,骈丽绮靡而古法荡然”的弊病,下决心禁冗文浮言,要求大臣“凡表、笺、奏疏,毋用四六对偶,悉从典雅。”刑部主事茹太素曾上呈朱元璋一万七千余字的奏折,至一万六千余字方触及正题。朱元璋读后勃然大怒,将其杖责五十大板。明嘉靖年间礼部尚书夏言对科举文风与士林风尚、社会风俗之间的关系有深切认识,他批评当时流行于士子中的“以艰深之词饰浅近之说,用奇僻之字盖庸拙之文”的不良文风,希望科举“务取醇正典雅、明白通畅、温柔敦厚之文”,通过“变文体以正士习”。这些关于文风的认识,时至今日仍不乏真知灼见。

  文风虽关乎国运兴衰,但其积弊并不易革除。历史上改革文风的实践,成功者有之,失败者亦有之。浮夸绮丽的骈体文曾统治文坛达数百年之久,直至唐代中期,被誉为“文起八代之衰”的韩愈等文章大家掀起轰轰烈烈的古文运动,号召“惟陈言之务去”,才一扫六朝以来文坛骄淫浮荡、柔靡轻艳之风的积弊。经过几代人的努力,唐代总体上呈现出辞强理直、质朴务实的文风。唐代文风改革一直延续到宋代,欧阳修、苏轼、王安石等人不仅从理论上倡导文风改革,而且身体力行,创作了大量文风朴实而又长于说理的文章典范。然而不可忽视的是,晚唐五代北宋初年仍经历了花间词、西昆体等绮丽柔靡之风的反复。明清两代,文牍主义盛行,长而空的公文比比皆是。特别是明代屡次严禁繁文,然而终究收效甚微。历史上一再出现“尚文之风日盛、尚实之意日衰”、“诗赋日工、吏治日坏”的悖论,令人嗟叹不已。

(李 韬 林经纬)
[责任编辑:常妍(实习)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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